一、普通法传统下合同解释的根基与分化
普通法体系以判例为核心，其合同解释规则植根于“契约自由”与“文义优先”原则。英国作为普通法发源地，强调合同条款的字面解释，即严格按照合同文本的明确含义执行，避免主观推断当事人意图。例如，在传统判例中，若合同条款表述清晰，法院通常不会引入外部证据改变其含义。这种严格的文义解释原则曾长期主导英联邦国家的司法实践，如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国的早期判例均体现出对英国模式的效仿。
然而，普通法传统在英联邦国家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出现分化。例如，印度在独立后虽保留普通法框架，但受本土法律文化影响，更注重实质公平，允许在特定情况下突破文义限制；南非则因混合法系背景（普通法与罗马-荷兰法结合），在合同解释中更强调“善意原则”。这种分化源于各国法律体系的本土化需求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。
二、趋同性的驱动因素：商业需求与判例法的交互影响
近年来，英联邦国家在工程合同解释规则上呈现显著的趋同性，其核心驱动力在于全球化背景下商业实践的统一需求。以英国最高法院2011年“Rainy Sky v. Kookmin Bank”案为例，法院明确采用“商业目的解释”原则，认为当合同条款存在歧义时，应优先选择符合商业合理性的解释路径，而非拘泥于字面含义。这一判例迅速被澳大利亚、新加坡等国援引，成为工程合同纠纷处理的标杆。例如，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在2020年“Simic v. New South Wales Land and Housing Corporation”案中，直接引用Rainy Sky案的逻辑，强调合同解释需服务于交易的商业实效。
此外，英联邦国家司法机构间的判例互鉴加速了规则趋同。英国最高法院（司法改革前枢密院作为部分英联邦国家的终审法院）的判决常被加拿大、新西兰等国视为权威参考，而新加坡最高法院亦通过主动采纳英国最新判例，保持法律解释的一致性。这种“判例共同体”效应减少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，尤其在国际工程合同中，为跨国企业提供了稳定的预期。
三、工程合同解释规则趋同的具体表现
1. 从文义解释到商业目的解释的转型
传统普通法严格区分合同明示条款与默示条款，但在工程合同中，法院越来越多地通过默示条款填补合同漏洞。例如，英国法院在“Marks and Spencer plc v. BNP Paribas Securities Services Trust Co Ltd”案中提出，默示条款的引入需满足“商业必要性”标准，这一标准已被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同类案件中采纳。
2. 风险分配规则的标准化
英联邦国家在工程合同风险分配上逐渐形成统一规则。例如，不可抗力条款的解释倾向于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，要求当事人明确列举具体事件，避免泛化解释导致责任规避。新加坡高等法院在“CRW Joint Operation v. PT Perusahaan Gas Negara”案中即援引英国判例，强调不可抗力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方承担。
3. 第三方权利的制度化突破
尽管“合同相对性”原则曾长期阻碍第三人主张权利，但英联邦国家通过立法与判例逐步放宽限制。英国《1999年合同（第三人权利）法案》允许合同中明确指定的第三人直接主张权利，这一立法被新西兰《2017年合同与商业法》效仿，并在澳大利亚工程合同实践中通过“信托条款”实现类似效果。
四、趋同性的挑战与未来展望
尽管趋同性显著，但分化仍存。例如，印度法院在解释不可抗力条款时更关注社会公平，可能优先保护弱势承包商；南非则因混合法系传统，对“善意原则”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英联邦国家。此外，部分国家（如马来西亚）因宗教法的影响，在工程合同中可能引入伊斯兰金融规则，导致解释规则的局部差异。
未来，随着数字技术（如智能合约）的普及，英联邦国家可能在自动化合同解释领域展开新一轮协调。英国法律委员会已启动“算法合同解释”研究项目，旨在确立代码与自然语言条款的兼容规则，此举或将为英联邦国家提供新的趋同框架。
结语
普通法传统在英联邦国家的分化与融合，实质上是法律本土化与全球化张力下的动态平衡。工程合同解释规则的趋同性，既体现了商业实践对法律确定性的需求，也反映了普通法体系通过判例互鉴实现自我更新的生命力。然而，这一进程并非线性，而是需在尊重各国司法主权的基础上，通过持续对话与制度创新达成更深层次的协调。
